如果牛顿生长在中国，苹果掉下来打到他的头部，他可能根本不会问：“苹果为什么不掉到天上去？”因为这个问题“何补于国计民生？”如果你不知好歹地继续追问，那就是“玩物丧志”了，是儒者所不耻的。
有一则讽刺故事，大意如下：一位书生搭渡船过江，在江中，书生问船夫：“你读过四书五经吗？”船夫说：“没有。”书生为他感到惋惜：“那你的人生去掉一半啦。”书生再问：“你懂得琴棋诗画吗？”船夫说：“不懂。”书生更加感叹地说：“那你的人生又去掉四分之一啦。”这时船忽然破了个洞，江水不停地涌进来，眼看船就要沉了，船夫问书生：“你会游泳吗？”书生说：“不会。”船夫笑着说：“那你的人生全部完蛋啦。”
说这个故事的人很巧妙地提出了他对“用”与“无用”的看法。俗语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书生所重视的四书五经、琴棋诗画无法拯救他免于溺死江中，相较之下，游泳的技术似乎比这些东西“有用”多了。自古以来，读书人常被批评或自我批评为不务实、不切实际、不能学以致用，“书到用时”不仅“方恨少”，而且根本是派不上用场。
而读书人所研究的学问也有“用”与”无用”之分，譬如四书五经是属于“有用”的学问，而琴棋诗画则是比较“无用”的学问。儒家主张“经世致用”，经常将“学问”涂上浓厚的实用价值色彩，读书求学问或者修身是为了什么？为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在儒家思想笼罩下的人，对知识也常带着浓厚的实用价值观。他们常常自问或逼问他人，研究这门知识（譬如说天文学）或研究那门学问（譬如色彩学）“何补于国计民生？”而以“用”或“无用”来赋予各种知识不同的价值。
我曾设想：如果牛顿生长在中国的书香世家或豪门巨贾之家，有一天，当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击中他的头部时，他想到的也许是“如何将苹果击中头部的事件编成一个具有教化人民意义的故事？”或者“如何改良苹果的栽培？增加生产？”这些有“实用价值”的念头，他可能根本不会问：“苹果为什么不掉到天上去？”因为这个问题“何补于国计民生？”如果你不知好歹地继续追问，那就是“玩物丧志”了，是儒者所不耻的。
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观察大抵认为，中国人是一个讲求实用的民族。中国人很少“为知识而知识”，总是觉得无补于国计民生的知识学它作啥？要学就学能派得上用场的“显学”，但这其实是一种短视。就笔者比较熟悉的医学领域来说，即经常可看到这种以“实用一为导向的短视，绝大多数医学生都是先”立志当医师”，为了“服务社会”，然后才去“研究医学”的；没有几个人因为对医学感到好奇而去学医，终身以“研究医学”为目的的。如果你只研究医学，而无法将所学的东西变成对社会有用或不含这种预期，那你可能就会被视为一个“自私”的人。多年前，台大医学院一位新任院长在上任时发表谈话，竟然说台大医学院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培养诺贝尔医学奖得主，而是为了培养素质优秀的医护人员。这段谈话和昔年台大校长傅斯年先生所说“贡献这所大学于宇宙的精神”拿来一对照，真不知该说什 么才好？难道医学的教学和研究只有“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以光宗耀祖及“培养优秀的医护人员”以服务社会这两个目的，不能为“研究”而研究吗？不能为“追求真理”而研究吗？
对满脑子实用价值观的人来说，数学系的存在目的也许只是为国家培养素质优秀的数学教师，让将来学医学、电机、工程的人有人教他们可资应用的数学，他们无法了解发展“纯粹的数学”有什么价值。虽然大家都知道数学是一切理论科学的基础，有了理论科学，才有应用科学，有了应用科学才能让他服务社会，但总觉得数学“够用”就好。中国科学不能发达，对这种短视的实用价值观中毒过深是原因之一。
西方的知识界跟我们则大异其趣。史丹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金巴铎（P.C.Zimbardo），在谈到心理学的发展方向时，特别提到他年轻时代的一件往事：当他还在耶鲁大学做研究工作时，有一天在实验室里兴高采烈，因为《科学》期刊（Science，一本水平相当高的专业科学刊物）刚通知他说他的一篇论文已被接受，准备刊登。金巴铎情绪高昂地对那篇论文的数据做最后的分析。
他的老师柯罕（A R.Cohen）问他今天精神为什么这么好，金巴铎忙不迭告诉柯罕教说，他发现了咖啡因（Caffeine）和镇静剂（Chlorpromazine）会如何影响成年雄鼠的性行为（这正是那篇令他得意非凡的论文内容）。正当金巴铎口沫横飞时，柯罕教授突然打断他的话，要金巴铎告诉他医学院外面的大街上发生什么事，金巴铎说“没有什么，只是有人站在那里说话”，柯罕教授又问他街上的行人在谈些什么，于是金巴铎说街上的一个女人因为听到另一个人告诉她的消息而感到非常沮丧，而另一个女人则在安慰她。这时柯罕教授拍拍肚子说：“如果你知道如何安慰她，那么你就能安慰她，而你也会发现一般人比你那些白老鼠可爱多了！”
金巴铎特别提到这件往事，因为柯罕教授提醒他，心理学应以解决人类的问题为目的，知道咖啡因如何影响老鼠的性行为，套一句儒家的话──“何补于国计民生？”当金巴铎为知道老鼠性行为的一些问题而得意忘形时，柯罕教授把他拉回现实中，要他多想想如何帮助周遭的人。金巴铎把柯罕教授的话视为“空谷足音”，因为在西方的知识界，像柯罕教授这种人并不太多，很多学者一钻进研究领域里，就为研究而研究，只想知道“真相”，而不太顾及这个真相对社会有没有用。
但在中国，像柯罕教授这种人却太多了，大家都要经世致用，都要服务社会，结果理论科学少人念，基础医学没人做，大家都想现学现用，而且只学有实用价值的，而不愿承认生化学、生理学、微生物学等比内科学、外科学、小儿科学更有价值。
庄子说：“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很多知识，譬如说观察太空或者观察老鼠的性行为，若以短浅的眼光来衡量，显然是无用的，但若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则可能是相当有用的。也许因为有人基于好奇、兴趣，无所为而为地观察太空，长期累积建立了丰富的天文学知识，并发明了宇宙飞船，而在地球饱受“实用之物”的污染，无法住人时，这些以前“无用”的知识即能使人类移民外层空间，延续生存。如果到那时才想学“有用”的天文学，现学现用怎么来得及呢？这也正是庄子所说“无用之用，乃为大用”的部分道理。
以前看报纸，看到吴大猷先生与余英时先生的科技人文对谈，其中，余英时先生将理论科学称为“无用之用”，笔者深有同感。也许我们要先摆脱知识的实用价值观，不先问有用与无用，而纯粹为知识而知识、为研究而研究，则所获得的只要是真知识，总有一天会是有用的。
